尋索伯賽大：艾阿來的故事

封面照片：海邊的市鎮。艾阿來的考古遺跡，座落加利利湖的東岸，約旦河的河曲旁邊。

Searching for Bethsaida: The Case for El-Araj,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46:2, Spring 2020
作者：R. 史蒂文‧羅茲禮（R. STEVEN NOTLEY），抹底改· 亞維恩（MORDECHAI AVIAM）
翻譯：黃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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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跡艾阿來（El-Araj）是作為聖經城市伯賽大（Bethsaida）的最佳候選地點，以下是我們如何得到這結論。

約旦河東（Transjordan）的北部，從位於現代黎巴嫩與敘利亞邊界的黑門山，延伸到加利利湖東岸的地區，是大希律的兒子——希律腓力（Herod Philip）三十八年作長官的地方。大希律曾為供奉凱撒· 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而建造廟宇（約瑟夫，《猶太古史》15.363），在此附近的位置，就是在分封地北邊，大約公元前3年，希律腓力建造了行政首都——凱撒利亞腓立比/潘尼亞（Paneas）。而三十年後（約在公元30年），希律腓力在分封之地南端的加利利湖岸上建立了一座城，以補首都的不足。這個南部都市不是從零開始，希律腓力選擇了轉化湖岸上的猶太村落伯賽大成為他的新城市。他以凱撒· 奧古斯都遺孀及凱撒· 提庇留（Caesar Tiberias）的母后之名為新城市命名：茱莉亞（Julias）。

新約聖經只使用猶太村落的名字，並未提及取而代之的新城市，因此基督徒讀者容易忽略這些細節，我們不太理解新約的作者為何遺漏這資料，因為在新約記載中有記錄希律家族所建立的其他城市，例如：提比哩亞（約翰福6:23）、凱撒利亞腓立比（馬太福音16:13；馬可福音8:27）和安提帕底（使徒行傳23: 31）。過往，這城市所在位置至今一直是個迷。現代考古研究其中一個難題，是要確定所挖掘古代遺跡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帶有地名的銘文（inscription）是罕見的，很多時候要確定地點，需要思量多種不同的線索，好像懸疑小說中研究破案線索一樣。

重尋失落聖經城市的漫長過程在十九世紀中葉展開，因著交通工具發展，來自歐美的旅客更容易來到這偏遠之地。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聖經學者羅賓遜（Edward Robinson）是第一位嘗試斷定這些已被遺忘地方所在位置的人，1830到1850年代間，他與閃族語系專家史密夫（Eli Smith）騎著馬走遍整個區域。他們一同發現到，古老的希伯來文地名的發音經常是保存在現代亞拉伯文地名發音之內。

時至今日，不少古代文獻中的地點，我們仍未能辨識，伯賽大-茱莉亞城就是其中一個。按羅賓遜的推斷，這新約城市位於艾特廢坵（Et-Tell），一座位於伯賽大谷（Bethsaida Valley）邊緣，離開現代湖岸約 2.5公里的小山丘。自1987年開始，內布拉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阿拉夫（Rami Arav）在此進行考古挖掘。¹

艾特廢坵（Et-Tell）挖掘者聲稱他們的遺跡就是伯賽大-茱莉亞城。早於羅賓遜的年代已經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個說法，居於海法（Haifa）的美國籍土木工程師及建築師舒麥加（Gottlieb Schumacher）認為艾特廢坵離湖岸太遠，不可能是一條漁村。再者，從地面表層所發現的文物配合貼近湖岸的位置，舒麥加認為艾阿來（El-Araj）才比較有可能是伯賽大-茱莉亞城。

古代歷史見證人提供很多關於伯賽大-茱莉亞城的資料，包括：大概位置、她的特性和早期的發展歷史。伯賽大（連同迦伯農、哥拉汛及拿撒勒）最早的記載均來自新約聖經（馬太福音11:21；馬可福音8:22），可能是哈斯摩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 ；142–76 BCE）在北部地區擴展而建立的市鎮。

新約聖經與約瑟夫都記載伯賽大位於湖岸上，馬可福音6章45節記載，耶穌乘船來到伯賽大。同樣地，在猶太對抗羅馬的戰爭早期，猶太軍隊也是乘船從大里居/抹大拉（Taricheae / Magdala）到達伯賽大/茱莉亞城（《人生》（Life） 406），約瑟夫也記載村落伯賽大「在湖旁邊」（《猶太古史》18.28）。在約翰福音1章44節，伯賽大是漁夫的家鄉，而跟隨耶穌的人中不少是作漁夫的（包括：彼得、安德烈及腓力）。最後，早期拉比文獻（耶路撒冷塔木德經， Jerusalem Talmud tractate Sheqalim 6, 50a）常常記載有關伯賽大的捕魚業。

約瑟夫曾詳細描述圍繞伯賽大-茱莉亞城三角洲的地理環境（《人生》398-406）。在他的記載，作者親自帶領猶太軍隊與亞基帕二世（Agrippa II）的軍隊在茱莉亞城附近對戰。約瑟夫描述伯賽大-茱莉亞城地勢的細節，包括與敵軍、約旦河及加利利湖的距離，都是尋找伯賽大-茱莉亞城的重要線索。

我們知道，亞基帕二世的近身侍衛首領蘇拉（Sulla）帶領軍隊安營在約旦河東岸，離開茱莉亞城約800米²，位於一條在內陸通往西流基（Seleucia）及迦母拿（Gamla）的道路之上（《人生》398）。目的是要切斷下哥蘭區（Lower Golan）城市與起義的核心地帶加利利區的聯繫。為回應敵方舉動，約瑟夫帶了五千名猶太士兵來到離茱莉亞城約150米³，約旦河西岸的位置。按這歷史學家所量度的距離顯示，兩軍相距甚近而中間只有約旦河作為分隔。

約瑟夫帶著小隊渡河，嘗試引誘亞基帕二世的僱傭兵團進入埋伏陷阱。當猶太軍隊偽裝撤退時，蘇拉和他的部下立即追趕。接下來的爭戰中，約瑟夫與馬匹一同在泥濘中跌倒受傷，他的部下拯救他逃到迦伯農，繼而退到大里居。第二天早晨，前來增援的猶太軍隊從大里居乘船來到茱莉亞城。最後一段敘述，明顯地顯示伯賽大-茱莉亞城並非戰場所在位置，而猶太援兵可以乘船抵達，這城市必定位於湖岸上。⁴

約瑟夫是唯一一位記載希律腓力將伯賽大從猶太村落轉化爲一個小型羅馬都會的人。而這歷史學家唯一一次提及伯賽大這地名，就是提及她變成茱莉亞城，《猶太古史》記錄如下：

他使革尼撒勒湖旁的村落伯賽大得到都市（Polis）的尊榮，
帶來大量新居民及其他防禦建設，他按皇帝女兒的名字給城市名為朱莉亞城。
-《猶太古史》 18:28

在此以外，約瑟夫總是以伯賽大的希臘化的名字茱莉亞城來描述她。縱使約瑟夫這樣說，現代學者普遍認為這歷史學家是將奧古斯都的女兒茱莉亞（Julia）及奧古斯都的妻子莉薇亞（Livia）混淆了。公元14年莉薇亞正式進入皇室家族（gens），名字改為茱莉亞·奧古斯塔（Julia Augusta）。在公元29年茱莉亞·奧古斯塔離世，大概希律腓力為紀念凱撒· 提庇留的母親便興建伯賽大-茱莉亞城。希律腓力此舉也很可能是仿效他兄弟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因為希律安提帕曾將約旦河東的伯亞蘭大（Beth-Aramphtha） 「以皇帝的妻子命名為茱莉亞」（《猶太古史》 18:27）。

約瑟夫也告訴我們，希律腓力在茱莉亞城離世，治喪禮儀列隊遊行從這裡開始前往他的陵墓（《猶太古史》 18:108），希律腓力墓穴在哪裡約瑟夫沒告訴我們，因此至今依然是個迷。

兩位古典作家皮里紐（老）（Pliny the Elder）⁵及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⁶見證伯賽大-茱莉亞城的歷史延進羅馬時期。另外，伯賽大-茱莉亞城也數次以閃族語系名字：西頓（ ציידן：Ṣaidan）出現早期拉比文獻中。⁷

伯賽大不是公元三世紀以後猶太拉比認識的城市。約在公元305年，凱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在他的著作《聖地志》（Onomasticon），輯錄希伯來聖經及福音書提及的地方名，書中這樣描述伯賽大：安德烈、彼得及腓力的城市，位於加利利內，革尼撒勒湖旁。 -《聖地志》58.11（Onomasticon 58.11）。優西比烏的資料源自《約翰福音》（1:44,12:21）及約瑟夫的描述（猶太古史 18:28）。因他的描述只複述第一世紀時廣為人知有關伯賽大的資料，並未有增加其他實質描述，似乎在公元三世紀末，使徒的家鄉可能已經荒廢。

我們將會看見，伯賽大沉寂在文獻中並非意外。這情況，證據不存在真的可能成為此地不存在的證據。奇異地，文學上的寂靜與艾阿來考古挖掘中缺少接近兩個世紀早拜占庭時期文物兩者完全吻合。

下一位提及伯賽大的人是狄奧多西（Theodosius），公元530年來到聖地一位拜占庭時期的朝聖者。他簡述了提比哩亞（Tiberias）到潘尼亞（Paneas；即現代的巴尼亞（Banias））的旅程：

從提比哩亞到聖瑪利亞出生之處的抹大拉（Magdala）是二里路。
從抹大拉到主基督為使徒施洗之處，
也同是以五餅二魚餵飽眾人之處的七泉（即塔嘉；Tabgha）是二里路。
從七泉到迦伯農是二里路。從迦伯農到，
使徒彼得、安德烈、腓力及西庇太的兒子出生之處的伯賽大是六里路。
從伯賽大到潘尼亞是五十里路。
在那裡，約旦河從約（Jor）與旦（Dan）兩個源頭冒出。 ⁸

這見證很重要，因為有一名基督徒朝聖者談論到一個他認為是伯賽大的地方，明顯地伯賽大的位置就不再是不詳。當然，這不一定是指拜占庭時期的伯賽大就是羅馬時期那座城，而拜占庭時期的人錯誤判斷地點位置的情況也是常見的。無論如何，大約兩個世紀後，拜占庭時期的基督徒認為有一個地方名為伯賽大。

在狄奧多西的行程中並未提及任何教堂或聖地，只有覆述新約聖經中的事件。行程的方向與到訪之處都不是隨意的或屬狄奧多西獨有的，兩個世紀後，我們讀到巴伐利亞（Bavaria）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的主教維利巴爾德（Willibald ）有同一個行程：

從（提比哩亞）他們環繞海而行，
從抹大拉的村落到迦伯農的村落，
就是主使到那王子的女兒復活之處。
這裡有一所房子與一道大牆，
居民告訴他們是西庇太與他兒子約翰和雅各的居所。
（從迦伯農）他們來到伯賽大，就是彼得與安德烈的家鄉，
現有一座教堂座落於他們（彼得與安德烈）的故居之上，
他們在那裡留宿一宵，第二天早晨去了哥拉汎（Chorazin)，
就是我們的主醫治那被鬼附的、將鬼趕入豬群之處。
在這裡有一座屬於基督徒的教堂，在這裡完成禱告禮儀後，
他們去到約（Jor）與旦（Dan）的水從地湧出之處，
這兩個泉的水從山上往下流，合併成為約旦河。 ⁹
– 《聖維利巴爾德的行程》(Hodoeporicon of Saint Willibald)

 

從維利巴爾德對哥拉汎（Chorazin）的描述，很多學者假設他不清楚自己到訪的地方。先渡過約旦河到訪伯賽大，繼而再回頭渡過約旦河到訪哥拉汎，最後再一次渡過約旦河繼續往北的行程，邏輯上完全不合理。學者們假定維利巴爾德把伯賽大誤作迦伯農。按此假定，有些情況下，維利巴爾德所描述那座拜占庭教堂（位於伯賽大的）會被「更正」為位於迦伯農。

但事實上主教的行程沒有錯誤，他到訪地點的次序是正確的，只是把哥拉汎的名字錯誤地冠在庫爾西（Kursi）之上。庫爾西（拉丁文： Chorsia）是位於加利利湖東岸並有一座拜占庭教堂及修道院的遺跡。維利巴爾德原意是指庫爾西（Chorsia/Kursi）而不是哥拉汎，而證據在他描述中可見：「我們的主醫治那被鬼附的，把鬼趕入豬群之處。」拜占庭基督教傳統認為，福音書內耶穌趕鬼的事件（《路加福音》 8:26-39）在庫爾西發生，從來沒有認為這事件在哥拉汎（現代稱為：Khirbet karazeh的遺跡）發生¹⁰。在正確的理解下，維利巴爾德提供了另一個朝聖行程與狄奧多西那在拜占庭時期的相若，並提供資料顯示在伯賽大有一座教堂建立在彼得與安德烈的居所之上。

最後來到考古證據，因為過往30年在艾特廢坵的考古結果¹¹，與從古代文獻中整合有關羅馬時期的伯賽大-茱莉亞城歷史及地理的圖畫不吻合，所以啟發我們去審視艾阿來是否更適合作為伯賽大的地方。

在2014年，在艾阿來舉辦了泥鏟勘測（Shovel Survey；在一個5米平方內挖掘到一尺深度）。陶器碎片可以確定不同時期，考古學家以這些碎片概括地刻畫遺跡內不同年代的定居的證據。我們找到羅馬、拜占庭、伊斯蘭及十字軍時期有人定居的證據，這些正正是伯賽大-茱莉亞城出現在歷史文獻的年代。

在2016年，我們開始了「艾阿來考古計畫」。在有限的資金下，開初挖掘的規模也相對細小¹²，很多考古挖掘活動，有超過100名義工、長達六個星期挖掘工作，我們第一隊的考古團隊人數少於20人，並只在兩個星期內進行挖掘工作。

起初我們集中注視鄰近「伯克之家」廢墟的位置。這原是19世紀，一位富有地主阿布杜· 華謙伯克（Abdul Rahim Bek）的湖邊別墅，他擁有整個伯特夏谷（Beteiha Valley）及一部分哥蘭地。在1929年一位訪客稱在別墅底下看見一幅色彩繽紛的馬賽克地板，因此，我們定立目標要尋找這馬賽克，並要看看它究竟是屬於拜占庭時期的教堂一部分，還是來自更早時期（前羅馬時期） 的建築物。

重生的拜占庭教堂
在找到「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Apostles）之前，
艾阿來的考古學家找到不少來自建築及裝飾這拜占庭教堂碎片。
這些包括：高壇屏障柱子（chancel screen post）、帶有花環設計的大理石高壇屏障。
高壇屏障是分隔教堂聖壇（Alter）與ca（Nave）的矮牆。
他們也找到愛奧尼式柱頂（ionic capital）的碎片、
有十字架及花卉設計裝飾用石灰石製桌子的碎片
及不少有金泊的玻璃方石（gilded glass tesserae）。

在考古挖掘的淺層，我們發現來自十字軍時期的製糖工業遺跡，當時的居民主要重用依然屹立的拜占庭牆壁。 2017年，我們繼續挖掘一處，就是現在我們已確認是一所拜占庭修道院，連著一座教堂。教堂與修道院的組合常見於加利利地區，與在庫爾西的拜占庭遺跡相似。

雖然我們尚未找到屬於教堂牆壁，但是我們發掘出一些只出現在華麗教堂牆壁上的馬賽克圖、帶金泊的玻璃製方石（gold-gilded glass tesserae），這讓我們能準確斷定這教堂的存在。

我們決定在兩個位置深入探測，看看拜占庭地板層底下是否埋藏羅馬遺跡。在拜占庭鋪築路面底下，不少來自公元五世紀的錢幣出土，指向這或許就是建造修道院的時代。我們發現多層來自約旦河的沉積物，大約一米厚、在這層段內沒有考古文物發現。似乎缺少物質證據的情況顯示遺跡被遺棄，剛好吻合文獻中的沉寂時期的那兩個世紀。

在肥沃的沉積物底下，我們立即發現密實的土層，而其中只有羅馬時期的陶器及錢幣，並沒有任何拜占庭時期物品。更在海拔以下210.9米找到一部分馬賽克地板！發現位置比過往認定第一世紀湖面高度足足深了3米多。我們考古挖掘的成果不單挑戰了過往對於新約時期湖邊定居地點的假設，更提供了理由去從新考量，這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在古羅馬時期湖面的高度。

這馬賽克圖是由黑白兩色的方石、呈河曲型設計圖案組成，與近期出土、在抹大拉猶太會堂的地板和早羅馬時期浴場地板的設計十分相似¹³。因為連同這馬賽克出土有陶泥磚（Bricks）、管道（Tubuli）、帶有顏色的灰泥（colored plaster）、大理石、帶顏色的方石及屋頂瓦片，我們估計這塊馬賽克是來自一座羅馬式的浴場。在另一個深入探測的位置，有一個公元63年尼祿（Nero）皇帝的錢幣，確定整個層段屬於早羅馬時期。

羅馬浴場不是常見於猶太村落的設施，是首個證據顯示這區內有都市化的現象。我們較早前從約瑟夫的記載已經看到，希律腓力將伯賽大從村落變成羅馬都會並從新命名茱莉亞城，這浴場正好反映希律腓力在伯賽大-茱莉亞城的都市化過程。

新發現鼓勵我們的團隊擴大考古挖掘，2018年，我們在離開主要考古挖掘區約50米外的位置開始挖掘。新的探方（Square）沒有十字軍時期遺跡，有少量拜占庭時期的遺跡，很快我們發現羅馬時期的牆壁、陶器及錢幣。與此同時，這區出土文物包括：數個羅馬碟型油燈（Roman Discus Oil Lamp）、卡法哈拿尼亞式陶器（Kfar Hananya-type pottery）及龐貝式濕壁畫的紅色灰泥（Plaster from red Pompeiian frescoed wall）。

2019年，我們繼續擴展主要考古挖掘區，期望找到屬於那所拜占庭教堂的牆壁。我們再找到兩塊石塊碎片，來自教堂並帶有裝飾，第一塊是大理石碎片，來自教堂高壇屏障（Chancel Screen），有花圈圖案。第二塊是石灰石碎片，來自教堂內裝飾用的桌子，有十字架及花卉圖案裝飾。

最後，經過三個考古季度後，我們終於找到那座拜占庭教堂了！教堂南部走廊（Aisle）有超過15米長，帶有幾何圖案設計的彩色馬賽克地板。在考古季度尾聲，我們更發現來自教堂中殿（Nave）小角落的彩色馬賽克地板，三股辮設計的馬賽克與其他拜占庭教堂的設計相若，估計這教堂面積不少於 6600 平方尺。

有人提出疑問，找到「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Apostles）究竟意義何在？拜占庭教堂不應該是確定第一世紀伯賽大地點的證據，但配合在艾阿來更深入和不斷擴展的羅馬時期考古發現，這座教堂顯得更重要。我們相信，公元五世紀在艾阿來立足的基督徒群體沒有忘記使徒彼得、安德烈和腓力的家鄉。

至於這教堂，更有很多人質疑是否真正存在，有數名學者認為，我們錯誤理解朝聖者的記錄，那位巴伐利亞主教維利巴爾德，記錄自己曾在伯賽大到訪過蓋在彼得與安德烈的家之上教堂， 而那些學者認為主教其實是混淆了，他所到訪的教堂應該是位於迦伯農那座呈八角型的拜占庭教堂。現在都可能要從新思量這種前設。

接連艾阿來教堂、有著石板鋪陳的庭院與房間， 顯示這裡的遺跡有一座修道院，我們在修道院不同的地板層都找到錢幣，大部分來自公元六世紀晚期、七世紀初到八世紀之間。在其中兩個探方，我們深入挖掘拜占庭地板底下，從陶器與錢幣顯示，找到的牆壁及遺跡是來自公元一至三世紀的羅馬時期。在這些發現當中，也包括用來製造捕魚用的鉛墮（Lead Fishing Weight）、石灰石製模具，過往每個考古季度中不斷出土的鉛墮，加上這發現都意味，過往在艾阿來是有捕魚工業，而且規模不小。

在2019年考古季度期間，我們在主要考古挖掘區北面約100米外的位置，開始了一個新的考古挖掘區。在這裡的地面層，我們已經找到羅馬時期的陶器與錢幣，在離開地面約30釐米深的位置發現牆壁的頂部，其中有部分牆壁更超過2米高並完好保存。我們確定了兩個不同的地板層，較淺層的地板以平石鋪設，來自公元三世紀。其下有灰泥（粉碎石灰製成的）地板，含有公元一到二世紀陶器。這區出土的錢幣中，有十六個來自公元一世紀（其中有三個錢幣可能來自公元前一世紀！）、十二個來自公元二世紀、三個來自公元三世紀以及最後一個來自公元四世紀。¹⁴

我們也找到石（白堊）製器皿及油燈碎片，兩者都是公元一世紀間猶太人常用之物。在這地板層地下的泥土內，含有公元前一世紀的陶器，更驚訝的是，我們發現有早青銅時期及或許是鐵器時代的陶器。

這些發現是鞏固在艾阿來出現猶太生活的證據，它很大可能是在羅馬時期轉化為城市的猶太村落，正正吻合新約聖經與早期猶太文獻記載。跟艾特廢坵挖掘者較早前所聲稱的相反——羅馬時期的艾阿來肯定不是位於4米深的湖水底下。

地底電磁波影像探測（Electromagnetic imaging survey）的初期報告顯示，在1.2公頃的探測範圍內，有屬於民居的建築物，甚至可能有一座公共建築物，有待發掘。艾阿來在新約時期已經有人定居，座落的位置在加利利湖與艾特廢坵之間，那她就比較大可能是一世紀漁村所在的位置，就像文獻中所描述的伯賽大-茱莉亞城。

明年我們計畫將整座教堂挖掘出土，並希望能找到教堂的銘文，這是同類教堂中常見的特色。我們也計畫擴展考古挖掘至平原區內其他位置，繼續尋找艾阿來羅馬時期的證據。過往每個考古季度都力証艾阿來就是伯賽大-茱莉亞城，至今仍沒有任何新發現能挑戰這定論。 ¹⁵

縱使沒有人能聲稱那「伯賽大-茱莉亞城」的研究工作已經結束，但陸續有來的證據都在支持艾阿來才是那失落了屬於使徒的城市——伯賽大-茱莉亞城的最佳候選地點。

作者：

R. 史蒂文‧羅茲禮（R. STEVEN NOTLEY）是紐約尼雅克學院新約與基督教起源科的特聘教授，也是古典猶太教與基督教起源學士課程主任，他也是「艾阿來考古計畫」聯合主管。

抹底改· 亞維恩（MORDECHAI AVIAM）是加利利湖上基尼烈學院內「加利利考古研究所」的主管，也是艾阿來、 士堅（Shikhin）及約德法特（Yodefat）考古挖掘的聯合主管。

此文章是得蒙《聖經考古期刊（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及原作者羅玆禮教授（R. Steven Notley） 與末底改教授（Mordechai Aviam）允許翻譯成中文，翻譯：黃加俊。英文原文：https://www.baslibrary.org/biblical-archaeology-review/46/2/2

註：

1. 詳見阿拉夫文章：《尋索伯賽大：艾特的故事》，Rami Arav, “Searching for Bethsaida: The Case for Et-Tell.”
2. 原文中約瑟夫所使用長度單位為斯塔德 （Stadia），原文這裡是500斯塔德。
3. 原文這裡是100斯塔德。
4. 這重點尤其重要，因為近期阿拉夫聲稱2017年間在艾阿來所找到的羅馬時期浴場來自亞基帕軍隊的軍營，若蘇拉與下屬在艾阿來安營，那茱莉亞城便不能如約瑟夫所記載一樣是座落於湖岸上（《猶太古史》18:26），乘船來茱莉亞城的猶太援兵也不可能在抵達目的地，因為會遭亞基帕軍隊截擊。但若茱莉亞城位於艾阿來，第一世紀時加利利的湖岸並邊貼近的約旦河口三角洲的位置，正如約瑟夫在其他記載中所描述，那麼這個問題便不會存在。與阿拉夫聲稱2017年所發現的羅馬浴場屬於亞基帕軍隊的軍營相反，這都市特色實在反映是希律腓力將猶太漁村變成一個小羅馬都會到轉化過程。
5.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5.15
6. 《地理》（Geography）5.15.3）
7. 見 Richard A. Freund 文章： 《在拉比文獻中尋找伯賽大》（The Search for Bethsaida in Rabbinic Literature,  Rami Arav and Richard A. Freund, eds., Bethsaida: A City by the North Shore of the Sea of Galilee (Kirksville, MO: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67-311.）
8. 見 Paul Geyer 文章：Itinera Hierosolymitana saeculi IV-VIII, recensuit et commentario critico instruxit, CSEL XXXIX (Vienna: 1898), p. 138.
9. 英語翻譯來自：湯瑪士 · 賴特 （Thomas Wright）暫譯：《早期往巴勒斯坦歷程》（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New York: AMS Press, 1848), pp. 16-17; cf. Donato Baldi, Enchiridion Locorum Sanctorum (Jerusalem: Franciscan Press, 1982), p. 266.
10. 見 Yoram Tsafrir, Leah Di Segni, and Judith A. Green, Tabula Imperii Romani: IUDAEA PALAESTINA (Jerusalem: The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94), p. 104; 及 Zeev Safrai, “Gergesa, Gerasa, or Gadara? Where Did Jesus’ Miracle Occur?” Jerusalem Perspective (1996), pp. 16-19.
11. 這些不一致的研究結果有羅茲禮搜集並刊登於古代近東考古期刊（Near Eastern Archaeology）文章： 艾特不是伯賽大 （“Et-Tell Is Not Bethsaida,”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70.4 (2007), pp. 220-230.）這文章引發同一期刊內的一連串辯論包括阿拉夫的文章：伯賽大——回應史提芬· 羅茲禮（“Bethsaida—A Response to Steven Notley,”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74 (2011), pp. 92-100.）
12. 我們首個考古季度得到聖經考古學會（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20,000的支助，就如榮譽編輯 Hershel Shanks 與我（羅茲禮）在2015年聖誕日的電話同所說：「這是一個解答難題的新考古挖掘工作。」確實是我那年聖誕最精彩的環節。見：Hershel Shanks, First Person: “What Should We Do with $25,000?” BAR, May/June 2015; 及：Hershel Shanks, First Person: “BAR Gives Away $50,000,” BAR, September/October 2016.
13. 見：2017年聖經考古期刊（BAR）Marcela Zapata-Meza 及 Rosaura Sanz-Rincón 文章：《挖掘抹大拉馬利亞的家鄉》（“Excavating Mary Magdalene’s Hometown,” BAR, May/June 2017.）
14. 按丹尼· 示安（Danny Sion）
15. 藉此向我們的考古同工：Achya Cohen-Tabor，Sharya Fridman，Ayelet Tatcher，Shoshi Lotan，及 Yehoshua Dray 道謝。